正如过去任何一次大传染病一样，新冠疫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还是一个经济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可以是一个传播学事件。

  疫情期间，我们毫不意外地接收到了更多有关于疫情的信息。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地发展和普及更让这一些信息借着网络快速扩散，这也给了虚假信息可乘之机。从Facebook到微博，人们分享的错误信息包罗万象。从引发疫情的原因到如何治疗疾病，从病毒起源论到双黄连可抗病毒，谣言无处不在。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肆意传播的谣言使得各国不得不建立核查与打击虚假新闻的机制，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一个定期更新的，戳破谎言的网页。

  有趣的是，在虚假信息面前，竟达成了意料之外的“人人平等”。连那些拥有深厚学术基础的学者和高知，在虚假信息前似乎也不能幸免。疫情宅家期间，新闻爆出“双黄连可抗病抑菌，对新冠具有预防作用”后，各大药房双黄连被一抢而空。利用双黄连来抗疫，就好像特朗普借助消毒液注射抗疫一样令人啼笑皆非。

  今年3月，YouGov和《经济学人》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3%的美国人认为Covid-19危机是一场骗局，而高达49%的人认为这种流行病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尽管人们希望拥有强有力的判断力和知识来帮助区分真相和虚构，但依旧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也落入了错误信息的陷阱。

  我们深知虚假信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之大，却仍然避无可避地相信虚假信息，连所谓的“聪明人”也没能免俗，为何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虚假信息将会成为互联网时代大传播的不可抗力吗？

  虚假信息被认为是一种缺乏真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传闻或舆论，我们也称之为谣言。

  虚假信息传播具有三个环节：传播者(制造信息者)、环境中介和接受者。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将虚假信息传送给环境中介，然后通过环境中介传送给接受者。而接受者接收到虚假信息后，经过自身的加工、处理，自己又变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然后又将虚假信息信息传送到环境中介中，这样循环往复。

  虚假信息的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群体心理行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凡是符合或迎合人们主观愿望、主观印象或主观偏见的虚假信息，最容易使人相信，并乐于被人传播，并且还有可能依据传播者特定的心理倾向被随意来加工。当我们尝试从心理行为的角度对虚假信息进行认知，或许我们更能明白为什么谣言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每天都被各种信息轰炸，因此我们大家常常依靠直觉来判断信息是否真实。虚假新闻的传播者往往通过一些简单的技巧让信息被感觉“真实”。这就阻碍了我们运用批判性思维来核实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即“当思想流畅的时候，人们会跟着点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纽曼（Eryn Newman）证明，在一篇文章旁配上一幅图片，会增加人们对其准确性的信任，即使这幅图片与文章的主要内容无关。比如，一张病毒的普通图片与一种新治疗方法的文字同时出现，图片并不能证明文章本身，但是它帮助人们可视化正常的情况。于是，我们将这种“处理流畅性”视为说法正确的标志。

  出于类似的原因，虚假信息还常采用描述性的语言或生动的个人故事，提供足够多的熟悉事件或数字。比如提到一个公认的医疗机构的名字，从而使它与我们之前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信息是令人信服的。

  即使是简单地重复一句话，无论是同一段文字，还是多条信息，都能够最终靠增加熟悉感来增加“真实性”。而人们会把这种熟悉感，误认为是事件的真实性。因此，我们在新闻推送中看到的东西越多，就越有可能认为这是真实的，即使最初持怀疑态度。

  除了宣传和兜售虚假信息的人常用的包装虚假信息的手段，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传播更大程度上加剧了我们上当受骗的倾向。

  传统的信息传播里，这个城市是现实的，传播者之间有现实的关系。对于互联网时代，这个城市是虚拟的，人们有着更大的主动性，这些都涉及人们微妙的心理动机和社会态度。互联网分享的便捷性早已颠覆了从前，任何人随手就可以下载和分享任何你愿意或者你希望分享的内容。于是，分享成本过低降低了虚假信息传播的门槛。

  加拿大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误导心理学的首席研究员彭尼库克（Gordon Pennycook）做了一项关于虚假信息传播的实验，实验要求参与测试者判断关于冠状病毒爆发新闻标题的真假。当参与者被要求判断陈述的准确性时，只有25%的人认为虚假标题是真实的，然而，当被问到是不是会分享这个标题时，大约35%的人表示会分享假新闻。这表明，只要人们认真思考，是可以辨别更多分享的消息是真，亦或是假。

  通常人们分享消息前思考的是，这一条消息是否会被其他人喜欢，而不是它的准确性。彭尼库克说：“社会化媒体并没有激励分享真实的文章，它激励的是参与。”

  这也意味着，一些被分享的文章，如果分享者能直接思考问题的真实性，他们是能够辨别信息的真假的。可能一些人认为，在他们传播了虚假信息之后，是可以把责任推给其他人的。例如，许多人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会在消息顶部加上一条免责声明，如“我不了解是否是真的，但是……”。

  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如果信息是真实的，会对需要的朋友和追随者有帮助。如果不是真实的，也依旧是无害的。因此，他们抱着分享的目的传播了谣言，但却忽视了分享可能带来的伤害。

  事实上，无论是自制补救措施的承诺，还是政府的刻意掩盖，在追随者中引起强烈反应的承诺都会分散人们对真实性问题的注意力。

  如果我们留意一场虚假信息的全民传播，显而易见，虚假信息总是协同着传播者的情绪，最后终于变成了铺天盖地的舆论导向。

  2020年1月31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是目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之一。在进行报道后，消息立马引起了全民的轰动。大家带着“难以置信”的情绪一边广传信息，一边涌向药店。

  的确，情绪是人类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尝试着对情绪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情绪会影响个体日常行为，同样也会影响个体的信息传播行为。Clore和Schwarz提出情绪信息等价说，认为情绪可当作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决策判断。事实上，人际间信息传播可视为是个体内心活动的语言表达。当个体有强烈情绪时，往往需要某种渠道宣泄，语言无疑是重要方式。

  信息的传播过程是一个既保留又扩散的过程。对于信息受众而言，一方面他们不会仅仅将信息存储起来，因为那样信息根本不会发生流传，通常人们会在群体中分享获得的信息。但另一方面，信息受众也不会将所有信息都再传播出去。

  研究证实，生动性语言信息对信息受众的行为影响更大。Clore和Schwarz的情绪信息等价说认为，情绪可当作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决策判断。当在表达正负向的态度时，情绪化的表述使受众感受到更为强烈的态度倾向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情绪化的虚假信息使受众觉得信息更容易理解，感觉信息更重要，导致其更愿意传播这一些信息，这样情绪化虚假信息也就能更快和更广地传播。

  于是，在虚假信息传播中，倘若信息传播者使用带有情绪性语言进行表达，信息受众会观察和体验到传播者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会使受众产生与表述情景相似环境的想象，受众情绪会被传播者情绪调动起来，激发产生类似情绪，进一步将信息传播出去。

  在情绪化的加持下，或许有一天当再次传出“板蓝根可以预防病毒”的消息时，大家也能够一边“难以置信”，一边不假思索地再次涌向药店。

  当我们从心理行为的角度对虚假信息进行简单的剖析以后，或许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谣言面前，人人平等”了。

  想要跳出虚假信息的坑，要求我们转换思维。“在思想顺畅时点头附和”也依旧保持思辨，试图寻找真相，而不是仅仅为了打击虚假信息。我们还需要尽可能简单地陈述事实，要借助图像和图表这样的辅助工具，尽可能简单地呈现事实，让说法可视化。

  如果可以的话，应尽可能的避免重复谎言本身。重复会让人产生这个说法更为熟悉的假象，会产生“真实”的感觉。当然，在谣言面前要做到这些的确很难，但至少我们大家可以努力使真实的事件比谎言更突出、更令人难忘。

  谈到我们自己的网络行为时，我们要从内容的情感中解脱出来，在传递之前多考虑一下它的事实基础。是出自传闻还是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能追查到原始来源吗？与现有数据相比如何？作者是否依赖于常见的逻辑谬误来验证自己的观点？我们该做的就是，在分享一篇文章之前，先考虑下它的事实依据。

  没有灵丹妙药，就像我们试图控制病毒本身一样。我们应该多管齐下的方法来打击传播虚假信息的举动，还有那些可能危及到生命的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