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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梓洛叶菊艳高晓杰朱旭东马晓静|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6所高校的调查
来源:波球体育在线直播app    发布时间:2023-12-14 00:47:29
 

  为了解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对全国36所高校1206名教师做出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程度总体偏低;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和年龄)、个人工作特征(任教学科、职称和人才称号)和组织特征(院校类别和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动机、能力、工作职责认知和感知到的组织支持会对不一样的社会服务参与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教师需自觉加强参与社会服务的思想觉悟,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合理的安排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耦合发展路径;高校需完善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制度化规范;政府需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提供机制保障。

  社会服务是高校重要的职能之一。早在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就正式确立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随着我们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一批国家战略政策的出台,高校也被赋予了提供更高质量社会服务的期待。习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要同我们国家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但高校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社会服务,提供怎样的社会服务,仰赖高校教师的社会服务参与。那么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现状如何?影响因素又有哪些?

  在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内涵上,自博耶在《学术反思》中将社会服务纳入应用的学术范畴后,社会服务逐渐被学界看作是学术的一种形式。他提出了多元学术的观点,将学术分成了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服务进一步解释为一种参与型学术列入应用的学术的范畴,认为参与型学术是一种将大学的丰富资源与最紧迫的社会、公民和道德问题联系起来的教学和研究。博耶对社会服务的重新定位为社会服务坚持学术导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学者曹如军将教师的服务工作定义为大学专任教师从直接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出发,利用自己的智力与能力优势,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的一系列活动。可见国内对社会服务的概念更强调其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价值。基于国内外定义,本研究将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定义为,高校教师在保证人才教育培训和研究活动的前提下,从社会现实出发,利用自己的专业相关知识和能力为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性的、促进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发展的学术活动。

  在社会服务的要素上,有学者根据高校的职能、上层建筑(职能)与物质基础(资源)的关系以及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将社会服务划分为人才(教学)服务、科研服务(校内)、文化服务、资源服务和公共关系(校外)五个方面。也有学者将之更为细致地区分为进行基于社区的研究、汲取社会上的专家参与科研、志愿服务、在社会服务中心担任兼职工作、为社区提供技术协助、政策分析项目评估、组织发展、社区发展、项目发展、专家鉴定、公共信息或者专业咨询服务、面向社会开展学术报告等。我国各地区政策对于教师参与社会服务也有相应的规定,如安徽省对于高校青年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分为挂职锻炼、定岗培训、产学研合作、学习考察、志愿服务和调查研究。考虑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对象及服务的内容,本研究将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区分为四个要素,即社会任职、委托调研、学术创业和公益慈善。

  从已有关于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研究来看,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并不足够,如有学者调查发现其样本教师中40%的人没有在各类社会咨询与服务中兼职。另一项针对教师参与校外兼职的调查中,样本教师中只有14.53%参与了校外兼职,其中参加过政府部门、其他高校兼职、科研院所兼职、企业兼职、自主经商以及别的类型校外兼职的教师分别占1.61%、3.17%、2.12%、7.49%、1.33%和2.19%。针对广州市高校教师兼职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超过50%的教师有兼职经历,这说明高校教师参与兼职存在地区差异。在学术创业参与上,在样本学校的一流学科中,从事过学术创业的教师占21.71%,其中有2/3的教师担任学术衍生企业高级管理职务。这说明院校和学科类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的学术创业。

  在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国外研究发现个人维度(种族、性别、价值观、先前经验)、专业维度(学科、专业共同体支持、部门支持、社会化程度)和机构维度(机构类型、政策、优先事项、组织支持、机构文化)均会对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产生影响。国内研究亦思辨地揭示出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受到大学氛围、组织制度支持、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层次和社会服务评价等因素影响。还有学者质性考察了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决策机制,区分了决策前因系统、决策核心系统及决策结果系统,并认为不同系统之间主要通过个体的内部信息加工建立联系,从而达成决策或破坏决策,但总的来说,全面地调查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整体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循证分析仍然较为缺乏。

  从目前我国有关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文献来看,相关研究或是探讨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和外延;或是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探讨当前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所面临的问题及困境,也有少部分调查教师参与兼职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然而较少有研究系统地建构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内涵,并据之进行大规模调查以把握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整体状况。基于此,本研究将围绕我国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两个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为今后促进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依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向各大高校采集样本,以分层和方便取样为基本抽样原则。首先,将高校按不同区域(东、中、西三区,每区13所高校)、不同层级(部、省和市属)和不同类型(13大学科门类)进行分层。其次,按照三个层次抽取高校36所,当样本高校的问卷无法顺利发放时,在相同省份的同类型高校中选取一所公立大学进行替代。最后,由联络人线上发放问卷,教师按照自愿的原则填写。共回收问卷1383份,去除无效问卷后保留有效数据1206份(有效率为87.20%)。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男、女各占50%)和年龄(青年、中年和年长教师各占26.53%、60.95%、12.52%)。第二类是个人工作信息,包括任教学科(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和农林医学教师分别占23.38%、36.73%、10.95%、22.22%、6.72%)、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其他分别占18.33%、36.24%、38.97%和6.46%)以及是否有人才称号(有的占18.08%,没有的占81.92%)。第三类是反映院校特征的信息,包括工作单位的地域(东、中、西部地区的教师分别占39.22%、33.50%和27.28%)和是否属于一流学科(属于和不属于的教师分别占17.41%和82.59%)。调查对象的年龄在23~68岁之间(M=41.09,SD=7.75)。

  本研究工具是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自主设计开发的《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及其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高校在职教师。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分别是高校教师的基本背景信息(数据来源部分已论述)、《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问卷》以及《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影响因素问卷》。

  1. 《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问卷》。采用自编问卷对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情况进行调查。基于国内外核心文献、国内高校教师评价政策文本及考核方案三类资料自下而上提炼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四个维度,包括社会任职(高校教师参与其他学术机构、党政机关、社会机构、民间组织中的挂职锻炼以及兼职活动)、委托调研(高校教师受相关企事业委托展开的调查和研究活动)、学术创业(高校教师在岗位职责之外实现知识转移转化的各种活动)以及公益慈善(高校教师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的各种无偿服务活动)。初始问卷包括21个题目,邀请高等教育和教师教育领域的专家对量表题目进行把关后形成最终问卷,包括四个维度,最终问卷共17道题,采用5点计分(1=从不参加,5=总是参加),得分越高说明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越积极。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社会服务总量表、社会任职、委托调研、学术创业、公益慈善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1,0.73,0.76,0.79,0.83,表明信度良好。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6.67,CFI=0.93,NFI=0.92,TLI=0.93,RMSEA=0.07)。

  2. 《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影响因素问卷》。采用自编问卷对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测评,包括个体层面影响高校参与社会服务的动机(促使教师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心理倾向和驱动力,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工作职责认知(高校教师对自身工作核心职责、技能和价值等方面的理解,包括教书育人认知、知识生产职责认知和社会服务职责认知)、能力(教师在参与社会服务中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以及组织层面影响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组织支持(高校教师对组织重视其社会参与的总体看法,包括氛围支持、平台支持、培训支持、导师指导支持和考评支持)。共19题,动机、认知、能力和组织支持分别为7题、3题、4题和5题。影响因素问卷均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动机、认知、能力和组织支持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3、0.79、0.84、0.78和0.92。

  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均值和比例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层次回归模型分析。

  从均分来看,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及其各维度参与的均分分别为1.87、2.21、1.81、1.56、1.91,均小于3分。从选项比例来看,高校教师各类社会服务的参与频率偏低。具体表现为报告“经常参加”和“总是参加”社会服务及其各维度的教师均不足2%,由此可见当前我国高校教师总体参与和各项社会服务参与程度普遍偏低。其原因可能与工作时间分配有关。教师每周花在科研和教学的时间占据了教师总时间的八成,多数高校教师很难抽出身来从事社会服务相关的活动。(见图1)

  1. 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及其各维度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分别对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及其各维度参与的性别和年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为:①女教师在社会服务参与总均分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男教师(社会任职:t=6.05,p0.001;委托调研:t=6.30,p0.001;学术创业:t=5.92,p0.001;公益慈善:t=2.51,p0.01;社会服务:t=6.07,p0.001)。这与余荔在对高校教师校外兼职的研究结果一致。受传统价值观念影响,女性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男性更多肩负“养家”责任,需要在工作上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②年长教师在委托调研参与(F(2,1203)=3.33,p0.05)上显著高于青年教师。这可能与高校教师专业成长阶段有关,年长教师由于在学术性、教育性、管理性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关注的焦点也从自身成长发展逐渐转为社会发展,为国家、政府、企业提供调研和咨询服务。(见图2、图3)

  (1)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及其各维度在不同任教学科上差异显著(社会服务:F(4,1201)=7.28,p0.001;社会任职:F(4,1201)=10.74,p0.001;委托调研:F(4,1201)=11.31,p0.001;学术创业:F(4,1201)=8.02,p0.001;公益慈善:F(4,1201)=3.25,p0.001)。除公益慈善外均呈现出工科教师最高、人文学科教师最低的特点。(见图4)这说明学科的国家重视程度、实用性和经济价值可能是造成不同学科教师参与社会服务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在公益慈善参与上,农林医学的教师参与最高,理学学科的教师参与最低。这或许因为农林医学均与民生密切相关,能够较为容易被公众接纳和理解,而理学则需进行一定的转化才能为公众所理解。

  (2)职称越高,教师社会服务及其各维度参与越高。在社会服务总分(F(3,1202)=25.90,p0.001)、社会任职(F(3,1202)=52.00,p0.001)和委托调研(F(3,1202)=31.65,p0.001)的参与上,随着职称的升高,教师在这三个方面的参与越高。在学术创业(F(3,1202)=5.19,p0.01)和公益慈善(F(3,1202)=4.23,p0.01)的参与上,教授显著高于副教授和讲师。(见图5)这是因为,相较副高和讲师而言,教授的科研和晋升压力较小,拥有更多精力参与到学术创业和公益慈善当中。此外,职称越高意味着教师所掌握的内外部资源越多,政府和企业倾向于让有学术声望的教师担任职务,课题也倾向于委托给专业成熟度更高的教师。

  (3)有人才称号的教师在社会服务及其各维度的参与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人才称号的教师(社会服务:t=9.40,p0.001;社会任职:t=11.10,p0.001;委托调研:t=10.19,p0.001;学术创业:t=5.45,p0.001和公益慈善:t=4.59,p0.001)。(见图6)其解释亦同上述职称的解释,高校教师以拥有人才称号来体现其学术水平和社会价值,各种社会服务平台和资源亦向有人才称号的教师倾斜。

  3. 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参与及各维度在院校特征上差异明显。分别对高校教师社会服务及其各维度参与的院校特征即地域和层次进行分析,(见图7)结果显示:①东部地区的教师在社会服务(F(2,1203)=12.30,p0.001)、社会任职(F(2,1203)=20.42,p0.001)、委托调研(F(2,1203)=14.91,p0.001)上的参与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公益慈善(F(2,1203)=3.19,p0.05)上的参与显著高于西部地区的教师。该结果可能与我国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有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经济发达,优质高校聚集,智库活跃,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师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企事业单位任职,拥有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咨询和承担委托课题以及具有更大的责任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服务当中。②一流学科教师在社会服务总分(t=3.24,p0.01)、社会任职(t=4.70,p0.001)、委托调研(t=1.98,p0.05)上参与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一流学科的教师,而在学术创业(t=1.92,p0.05)和公益慈善(t=1.64,p0.05)参与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见图8)这可能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有关。发挥好社会服务的职能,在服务国家和当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一流的人才资源、科研以及智力支持已成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高校的责任同时反映在教师身上,出于其任务要求,一流学科的教师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服务中去,坚持以服务经济社会为导向,积极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到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履行过程中。

  运用层次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个体层面的因素(动机、认知和能力)和组织层面的因素(组织支持)对教师社会服务参与的影响。控制教师背景变量(性别、年龄、任教学科、职称、人才称号、院校地域和是否一流学科)后,结果依然稳健,因篇幅限制不再报告控制变量加入前的结果。结果显示,教师背景变量能解释社会服务参与13.9%的变化,以及社会任职、委托调研、学术创业、公益服务参与的21.3%,15.6%,6.8%和4.2%的变化,所有模型均通过F检验(p0.001)。加入教师个体因素后,模型一显示其解释了社会服务参与额外8.5%的变化,及社会任职、委托调研、学术创业、公益服务参与的4.0%、6.5%、6.8%、8.5%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加入组织因素后,模型二解释了社会服务参与额外3.6%的变化,及社会任职、委托调研、学术创业、公益服务参与的3.1%、1.7%、1.1%、4.0%的变化。对比ΔR2,可以看出教师个体层面自变量对社会服务参与及其各维度影响更大。(见表1)

  首先,内部动机能够正向预测社会任职、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内部动机反映了高校教师的利他心,这显示出高校教师的利他心和社会服务的利他性相互促进。外部动机仅能够正向预测学术创业,高校教师从事社会服务隐含着基于自利的基础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取向,这意味着高校教师可能会因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参与到报酬丰厚的学术创业中。其次,教书育人认知负向预测社会服务参与总分及其各维度。根据劳动决策理论,学术劳动力市场上的教师需要对劳动时间做出理性的分配决策,工作时间总量一定情况下,教师认为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更重要时,会在教学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服务的时间会减少。再次,社会服务能力能够正向预测委托调研、学术创业、公益慈善和社会服务参与。已有研究认为个体在从事社会服务活动之前会对自己参与能力作出评价,以获得某种判断。当高校教师认为自身社会服务能力较强的时候,教师做出参与的决策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反之就会放弃。最后,组织层面的导师指导支持对社会服务及社会任职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有研究显示提供指导活动的后勤支持会对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相关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机构设导师为教师提供指导和经验指导,可以帮助教师平衡学术、教学与社会服务,利用人脉资源为教师提供资源和机会,在社会组织中担任职务,并通过指导促进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服务参与。

  基于36所高校教师的数据,本研究对我国高校教师的社会服务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我国高校教师的社会服务参与水平总体偏低,且参与度在人口统计学、个人工作和院校特征上有差异。同时,教师的社会服务动机、认知、能力以及感知到的组织支持都会对其参与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期在高校特色化发展背景下,激励和支持教师参与社会服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 在教师层面,加强参与社会服务思想觉悟,提升能力,规划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耦合发展路径。首先,教师需将社会服务纳入学术活动的范畴,自觉学习相关理论及政策,积极参与高校的相关培训和讲座,强化服务意识和责任感。其次,教师应利用各种资源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参与质量。这包括基于国家政策、社会需求和院校特色,坚持理论学习,利用现有资源和平台,以及结合专业优势。最后,教师应合理规划上班时间,探寻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耦合发展路径。高校的三大职能,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相辅相成的。在保证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教师应尝试将社会服务活动与教学科研有机融合,以实现高校职能的全面发展。

  2. 在高校层面,完善高校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制度规范是保证大学高质量开展社会服务的重要前提。首先,高校需建立全校性的社会服务统筹管理机构,规划和统筹教师的各类社会服务,清晰划分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明晰社会服务的内容,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提供经费支持。其次,高校需为老师提供社会服务支持性资源。高校可开设多种社会服务工作坊和培训项目,邀请专家分享和讨论社会服务实践,帮助教师提升社会服务的理论素养和能力。最后,高校需建立公平、多元的社会服务评价体系,将社会服务评价纳入教师常规考核和职业晋升中,形成完善的评价方案和机制。评价应采用多种类型的指标,结合定量和定性评价,以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3. 在政府层面,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提供机制保障。首先政府需出台专项政策,提升社会服务的程度和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树立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意识,建立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管理制度,规范高校参与社会服务的计划安排,进而从宏观层面提升多方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其次,政府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供优惠政策补贴或支持,建立健全教师及其团队参与社会服务的经费使用和利益分配的激励机制。最后,政府需从宏观政策方面改善高校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和培养模式。政府要加大破“五唯”的力度,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设立机制鼓励教师学术创业。放宽招聘年龄限制,鼓励多元化学业经历和职业履历。

  【严梓洛,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叶菊艳,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高晓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学术与交流部主任;朱旭东,通讯作者,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马晓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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